词条概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中叶，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改革运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使日本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文化方面，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使日本文化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总之，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明治维新
19世纪日本的改革运动
明治维新（日文名：めいじいしん，英文名：The Meiji Restoration）在定义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1868年（庆应四年）日本讨幕派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政权；广义的是指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1853年至1890年），是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基本信息中文名明治维新英文名The Meiji Restoration别名御一新、維新革命、明治革命原文名めいじいしん发生时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发生地点 日本背景德川幕府封建统治末期，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 结果通过改革措施，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成为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背景
政治
幕藩体制
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家对日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867年（庆应三年），长达二百六十四年。这个时期在日本的历史上被称作德川幕府时代或江户时代。十六世纪中叶至1867年，是日本史学界所称的“幕藩体制”社会，即幕府和藩构成的统治制度。幕府控制着各藩和天皇，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建主，握有领地占全国耕地26%以上，出现了由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封建统治机构。幕府和各藩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和剥削，把居民划分为士（武土)、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并为每一个等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工、商成为被统治的平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
经济
闭关锁国
德川中期以后，藩营专卖制度下形成的各藩御用商人及特权大商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领主经济商品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德川幕府为了巩国和加强幕府的统治、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同时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传教活动对日本进行殖民侵入，从1633年2月起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又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最终确立了“锁国体制”。由于实行锁国政策的结果，外国商人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受到了严格限制，自此日本成为闭关自守的国家，长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日本面临着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成胁，德川幕府屈服于它们的压力，被迫实行“开国”。
资本主义发展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日本的较为和平的环境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农业朝向商品性发展，同时农村手工艺快速发展并同农业逐渐分离，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形成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并开始在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普遍发展起来。
阶级矛盾
十八世纪八十年年代，日本接连发生地震、水灾、台风、荒年等自然灾害，同时，日本人民还要应对幕府和大名的剥削政策。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的灾荒连续发生，农民运动急剧高涨。从1831年（天保二年）起，以北方为最，日本许多地区农业歉收。1833年（天保四年），奥羽地方发生了大灾荒，次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灾荒。在日本幕府末期，农村中充滴着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广大的农民即自耕农和佃农同幕藩领主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摧毁幕藩领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反动统治，成为农民的共同革命要求。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农民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据统计，在1590至1867年间，在日本共发生了2809次农民暴动，平均每年发生10次之多。临近幕府末期，即在1861至1867年7年间，一共发生了194次农民暴动，平均每年发生27次之多。另据日本学者安藤良雄的统计，在1601至1867年间，在日本共发生了2643次农民暴动，其中又以1837年（天保八年）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起义（也称大盐平八郎之乱）和1842年（天保十三年）近江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大而且具有代表性，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响应。1841年至1843年期间，幕府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德川氏统治，防止武士利用农民与幕府对立，实行了“天保改革”，企图以加重剥削农民的办法，救济武士，来缓和其不满情绪，但因遭到农民的反抗而宣告破产。
倒幕结盟
日本幕府末期，以特权大商人高利贷者、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新兴地主组成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他们和逐渐落寞、“恨主如仇敌”的下级武士结成倒幕联盟，逐渐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西方崛起及殖民势力东侵
1640年（宽永十七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十八世纪，又相继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英国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西欧和北美确立了统治的地位，并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其产品的销路，不断加强殖民侵略的活动，纷纷向日本进行扩张。自1764年至1854年，欧美国家到日本进行扩张的活动有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英国，其次是俄国、美国，法国，意图迫使日本开放国禁、开港通商。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加利福尼亚兴起的“淘金热”和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促使美国意欲以武力威胁日本开国通港。1852年（嘉永五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培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委以实现日本开国的重任，并与沙俄相通。1854年3月31日（安政元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年9月（安政元年）英国东印舰队司令官斯特林来到长畸，与日本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于10月14日签订了《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2月7日（安政二年），俄、日签订了《日俄亲善条约》。次年1月30日，荷兰和日本正式签订了《日荷亲善条约》。日本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随即决定撒销有关对外贸易和旅日外侨事业活动的限制（即撤销不准日本人直接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和交往，在长崎、箱馆、神奈川同外国人进行交易的日本人应有身份限制；不准外国人雇佣各种手艺人特别是工匠、水手及仆役人等；不准各诸侯向市场出售物产等等规定），再次确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同时，日本废除“異国船打払令”（即异国船驱逐令），实行“薪水给予令”（为外国船提供燃料饮水）等被动改革措施。西方列强在日本进行“居留地”贸易和控制生产的同时，其银行和海运公司也随即在日本开设分部。开国通商使日本国内经济形式发生改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底层武士革命情绪日益强烈。
思想文化
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统治，控制人民思想，以儒家朱子学被为官方哲学。江户时期出现了藤原惺窝、林罗山、雨森芳洲、室鸠巢等日本朱子学派的中心人物。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阳明学和古学兴起，前者代表人物的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居于后者的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随着各种反朱子学派纷纷出现，使朱子学派的统治大为动摇。当德川幕藩体制陷于深刻危机时，又出现了以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等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不受儒像思想影响的国学派。德川中期以后，流浪武士之子、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在日本农民的立场上，主张消灭一切剥削和统治，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同时出身农民的田中丘隅的平等思想和地主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相继涌现。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推行“享保改革”时放宽“禁书令”，准许输入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洋学“。此时日本人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只要是荷兰的学问，即通称为“兰学”。“兰学”包括天文、医学、木草学、兵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从中国方面传来的西方知识。1774年（安永三年），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把荷兰文解剖学译成为日本译本《解体新书》（4卷），日本“洋学”有了快速发展，代表人物有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利多明、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等，主张改革和富国强兵。1839年（天保十年），幕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兰学家高野长英和渡边华山及其兰学组织“尚齿会”（又称蛮社）成员，高野长英和渡边华山先后自尽，史称“蛮社之狱”，兰学传播陷入衰退。中国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以及日本被迫“开国”，使得日本洋学家活跃起来，期间代表人物有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桥本佐内（1834—1859）、横井小楠（1809-1869）、吉田松阴（1830-1859）等。他们主张吸取中国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提出“以夷之术制夷”，倡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主张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为典范，改造日本社会。同时出现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强索特权的要求，转变为日本对邻国强索特权的要求的主张。西方势力的入侵以及德川幕府为延续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自保政策，激化了人民与幕藩统治的矛盾，倒幕新思想在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中应运而生。首先是佐久间象山把儒学思想与洋学调和起来，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观点。之后他的学生吉田松阴提出“借彼之术，而谋伐彼”，以西方社会为楷模批判幕藩体制。
开国与政治斗争
幕藩分裂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闯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强迫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通商的国书，使日本国内外形势趋于紧张。“黑船来航”和安政时期与欧美五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幕府独裁政治日趋动摇。安政年间（1854年—1859年），幕府和部分强藩相继实行了一些改革，即“安政改革“，各藩开始要求结束幕府独裁统治。随着矛盾急剧激化，使幕藩领主阶级发生公开的分裂，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开国”和“将军继嗣”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58年10月14日（安政五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下令逮捕了浪士的中心人物梅田云滨、居役鹈饲吉左卫门及其子幸吉，开始兴起了“安政大狱”。至1859年底（安政六年），有百人入狱，其中四分之一被处死。
尊王攘夷
西方国家的入侵导致日本社会对执政的德川幕府出现极大不满，尊王攘夷运动是日本下级武士和豪农豪商出身的志士（草莽）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发动的反对幕府的政治运动。1860年3月24日（万延元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被十八名草莽志士杀死，史称“樱田门事件”。尊攘派志士的活动得到了豪农豪商的积极支持，形成横向联合。此后，尊攘派在京都的势力日益强大，并且得到天皇“小朝廷”的支持。1861年6月（文久元年），以有贺半弥为首的十四名水户藩的浪士袭击了位于品川东禅寺的英国公使馆，两名英国使馆人员负伤，19名日本卫兵伤亡。英国公使阿礼国向幕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使幕府面临了严重的外交危机。1863年1月（文久三年），长州藩尊攘派高杉晋作为推动攘夷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幕府陷于困境。幕府迫于形势，终于确定1863年5月10日开始攘夷，尊攘派随即投身于驱逐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之中。5月10日当晚，以久坂玄瑞为首的长州攘夷派先后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和法国和荷兰的军舰。1863年8月15日，英国舰队发动了炮击鹿儿岛的英萨战争。8月18日，幕府发动军事政变，长州尊攘派被逐出京都，整个朝延的实权落入幕府和萨摩藩等公武合体派之手，史称“八·一八政变”。1864年7月8日（元治元年），长州藩志士古高俊太郎被捕，随后木户孝允、吉田稔磨等二十多名尊攘志士在旅馆池田屋遭到袭击，三人死亡，十六人被捕，木户孝允逃脱，即“池田屋之变”。真木和泉、久坂玄瑞和藩主聚集长州藩兵一千三百多人和真木等各地浪士三百人，分兵三路向京都进发。8月18至19日，长州藩兵开始发动进攻，双方用炮互相轰击，战斗烧毁房屋两万八千余家，久坂玄瑞等人战败自杀，史称“禁门之变”。长州藩被幕府和西方势力视为“朝敌”。同年9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拼凑十七艘军舰，组成“联合舰队”，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随后屈服，于9月14日签订《下关协议》。下关战争后，长州的尊攘派在国内又遭到朝廷和幕府的打击，在1864年8月25日，幕府命令九州等地区的二十一个藩出兵，以尾张藩的德川庆胜为征长总督。10月23日，德川庆胜就任总督。他听从西乡隆盛“以长治长”的策略并派其和长州藩分裂掌权的保守派谈判，后者向幕府请罪投降。
讨幕与戊辰战争
讨幕派形成
幕府末期被迫开国后，长州藩的草莽志士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1866年1月13日（庆应二年），长州藩尊攘派高杉晋作和伊藤博井等人在下关起义，得到人民支持。3月25日，起义军打败了保守派的镇抚军，讨幕派获得豪农豪商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在长州建立了割据政权及其“割据倒幕”的军事体制，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等人掌握了藩政实权，在政策上对幕府采取了表面恭顺、实则对抗的态度。萨摩藩的尊攘派势力，曾遭到镇压，在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控制了萨摩藩的藩政后，由于时势变化，他们主张“此后只能备兵力，张声援”，以武力解决问题。同时，萨摩藩的政策也逐渐地转向倒幕和开国进取，并出售武器给长州藩。1866年3月7日，经过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的斡旋，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在京都的萨摩藩邸举行谈判，以龙马、中冈为盟约的保证人，正式签订了相互支援的讨幕同盟密约。1866年7月18日，幕府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史称“四境战争”。此战幕府军惨败，又因德川将军家茂于8月29日病死，幕府单方面宣告休战。同时，在江户和大阪爆发的大规模市民暴动，同农民起义相呼应，打击了幕府的统治，在客观上支援了长州藩讨幕派。1868年，日本共发生一百零起农民起义，讨幕派势力进一步扩大。1967年10月15日（庆应三年），大久保等与长州藩讨幕派领袖木户孝允等会见，研究出兵讨幕和“夺玉”（控制天皇）问题。
戊辰战争
1867年6月（庆应三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促使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出兵，联合越前、土佐和宇和岛三藩主，在京都举行了多次“四侯会议”，并同将军德川庆喜进行谈判，在宽大处理长州藩和解决兵库开港这两件事上因意见不同宣告失败。6月23日，土佐藩的板垣退助、中冈慎太郎在京都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会见，约定不顾藩政府的意见，参加讨幕同盟。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向天皇提出“大政奉还”和辞去“征夷大将军”的请求，意图达成以德川宗家为核心的“公议政体体制”，在名义上把政权奉还天皇，使讨幕派失去举兵讨幕的理由，从而通过列藩会议，继续掌握实权。明治天皇接受大政奉还，但同日下达“讨幕密敕”。长州藩和萨摩藩领袖识破其意图，决议以武力讨幕。1868年1月4日（明治元年），尾张藩主德川庆胜、越前藩主松平庆水来到二条城，正式要求德川庆喜下台，被德川庆喜拒绝。1月26日，幕府军舰在兵库海面炮击萨州的船只，挑起战端。当天午后，幕府军与会、桑等藩兵从大阪沿淀川北上，兵分两路，向京都进攻。1月27日黄昏，两军在鸟羽、伏见开战。讨幕军以少胜多，于1月28日夺取淀城，又于1月30日攻陷大阪，德川庆喜从大阪逃往江户。2月3日，新政府宣布剥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会津藩主）、松平定敬（桑名藩主）等27人的官职，宣布他们的军队为叛军，开始组织讨伐德川庆喜的东征军。2月14日，又宣布德川庆喜为“叛逆”，加以讨伐，要求各国政府保持中立。2月18日，各国虽然宣告在将军庆喜与新政府之间的战争中保持局外中立，但法国暗中支持幕府，英国商人则把大批武器卖给讨幕派。1868年2月25日（明治元年），新政府发布了天皇亲征书,宣告天皇亲自出征，追讨庆喜“贼徒”。 3月3日，正式组成了东征军。3月下旬，东征军进入德川氏的祖传领地骏府（静冈县城）。 3月底至4月初，东征军经过甲州（今甲斐城），梁田（今足利市梁田町）之战，击溃幕军，幕府防线被彻底击垮。4月上旬，东征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江户城外，准备对江户发动总攻击。5月3日，经过谈判，德川庆喜不战而降，献出了江户城。政府军则继续东征，在北越与东北地区，与幕府的残余势力展开了激烈而又长期的战斗。直至1869年6月底（明治二年），这场讨代幕府及其残余势力的国内战争以讨幕军即新政府军的全胜而告结束。由于战争的主要进程发生于1868年，即旧历戊辰年，所以史称“戊辰战争”。
维新改革
政治
维新政权
在1868年1月3日（明治元年），讨幕派发动政变时，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废除幕府制，“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机”，形成以天皇为首的“三职”（三种官职）明治维新政权政府的雏型。2月10日，新政府决定进行局部改组，在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之下设置7科（相当于政府各部），即神祇（宗教事务部）、内国（内务部）、外国（外交部），海陆军（军事部）、会计（财政部）、刑法（同法部）和制度寮（立法部）等7个事务科。总裁仍为政府的行政首脑，其职权为“总裁万机，决定一切事务”。各科的“总督”（相当于部长），由任议定职的亲王、公卿和大名兼任。但实际上负责主持各科政务的，是兼任副职的参与。2月25日，又改为三职八局，除把上述7科改称为事务局以外（海陆军科改名为军防局，其它6科原名未动），又新设了总裁局（类似总理大臣府）。讨幕派领袖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广泽真臣等都进入了明治政府的上层机构。同时，设立了议事所，由上议事所和下议事所组成。政府命令各藩主推荐贤士。代表本藩（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到“下议事所”任议员，以供政府咨询，“主持舆论公议”，称为“贡士”。另外，又从各藩选拔有才能者，到中央政府任参与或各局事务官，称为“征士”。“征士”不是藩的代表，而是超越藩界的中央政府官员，没有定额，任期4年。同年6月11日，公布新的政府组织法，即《政体书》，废除三职八局，将政权归于太政官，又将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和议会制。“议政官”下分设两局，上局由议定、参与以及征士组成，下局由各藩的贡士组成，下局要服从上局的命令。由于上局主要是由政府官员组成，仍然是行政官兼掌立法权，事实上行政、立法两权并未分立。次年8月15日，新政府又实行了新的官制改革。太政官设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总揽全部政务。下属行政部门有民部（内政）、大藏（财政）、兵部、刑部、外务、宫内6省（长官称为卿、次官称为大辅），以及大学校（管文教）、弹正台（管司法、警察）和开拓使等机构。由于官制改革，会议所改称为集议院，变为从属于行政的咨询机关。1869年9月16日（明治二年），又根据人事关系将民部省划归大藏省的首脑管辖，之后大藏省受到各界批评，陷入全面危机。次年8月6日，民部省与大藏省再次分离，新政权得以巩固。1873年9月（明治六年），新政府再次进行新的官制改革，把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和右院。正院在三院中居于最高地位，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决策权。正院设太政大臣、纳言（于9月改为左、右大臣）、参议等职。太政大臣（相当于总理）负责“辅佐天皇，总揽庶政”。“纳言”在太政大臣缺席时代行其职务，“参议”的职务为“参与大政，审理政务”，辅佐太政大臣和纳言，协理庶政。正院下设8省、即大藏、工部、兵部、司法、宫内、外务、文部和神祇各省，还设置了开拓使。各省的长官（卿）受天皇委任，分管各省的政务，并直接对天皇负责。右院是各省长官（卿）、次官（大辅）组成的协商机构，草拟法案，审查各省重要事项的利弊得失。左院主管立法，设议长一人，由正院的参议兼任或由一等议员担任，议长下设一、二、三等议员若干人，由正院任命。同年11月10日，太政官发布第三七五号布告，决定设置内务省。同月29日，大久保自荐兼任内务卿。1875年（明治八年）又撤销了左院和右院。1878年7月22日（明治十一年），政府公布了按照大久保的设想制定的地方“三新法”，即“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根据“郡区町村编制法”，废止了1872年实行的大区、小区制，恢复了以前的郡町村制。1885年12月（明治十八年），明治政府于废除太政官制，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内阁制，建立内阁，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务大臣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
施政纲领
1868年4月6日（明治元年），新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施政纲领《五条誓约》。由利公正（越前藩士）、福冈孝第（土佐藩士）先后起草一稿二稿，由木户孝允修改定稿。它的内容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中央集权
1868年9月3日（明治元年），新政府以天皇的名义下诏将江户改名为东京，准备迁都东京。10月12日，明治天皇举行即位大典；10月23日，又改年号为明治元年，规定一朝只用一个年号。11月4日，明治天皇前往东京。将江户的西丸宫改为皇宫，正式把东京定为日本首都。次年年2月9日，各国宣布解除局外中立，新政权作为日本唯一的中央放府，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同年12月10日，新政府开始着手进行藩政改革，颁发了“藩治职制”。规定各藩设立执政（辅佐藩主，管理藩政）、参政（过问藩内庶政）、公议人（等于藩议员）等职，废除门阀世袭的家老制度，使藩政和家政分开。1868年初（明治元年），木户孝允倡导各藩应奉还版籍。同年12月，姬路藩藩主酒井忠邦主动向天皇上书，“请将其政权领地悉数奉还朝廷”。1869年3月2日（明治二年），萨、长、土、肥四藩主在讨幕派的压力下，上书天皇奏请奉还版籍，7月上书已达236个藩。同年7月25日，新政府宣告“听从”奉还版籍的“请求”，并命令尚未提出请求的14个藩也要照此办理。1871年8月29日（明治四年），木户孝允等以天皇的名义，宣布废藩置县的诏书，废除全国的261个藩，免去旧藩主的藩知事官职。次年1月2日，完成了重新划分行政区的工作，在全国设置了1使、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开拓长官（当时为次官）、府知事和县令（县知事改为县令）。府县之下设小区、大区，几个村为一小区，几个小区为一大区，小区之下设有镇、村。废除过去的庄屋（名主）等名称，大区设区长、小区设户长、到户长。1873年3月25日（明治六年），新政府颁发了《新旧公债证书发行条例》，以发行政府公债的方式，抵付了全部旧藩债，妥协性摧毁了各藩领主的割据势力，使日本形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军制改革
新政府在废藩的同时，为了总辖军务，控制全国，解散了各藩的一切军队。从中挑选精锐部分改编为中央直辖的军队，部署在东京、大阪、东北（仙台）、镇西（小仓）四个镇台及其所属的外地兵营。1872年初（明治五年），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军备意见书》，主张以欧洲兵制为榜样实行征兵制度，认为“设置常备兵是当今第一急务”，并强调扩张海军的重要性。同年2月，兵部省分为陆、海军两省，山县有朋任陆军大辅。12月28日，明治天皇于发布“全国募兵诏书”，次年又发布《征兵令》。次年4月，兵部省开始在东京镇台实行征兵，然后逐渐扩大到全国。入伍者服现役3年，期满后编为第一后备军和第二后备军，各为两年，兵役期限共为7年。按照规定，每年应征的兵额为10,560人。这样，现役兵平时为31,680人，战时增至46,350人。近卫军为3,880人，后来达1万人。1874年（明治七年），日本学习德国在陆军省内设置参谋局。1876年（明治九年）改建成立海军兵学校。1878年（明治十一年）以后，又把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并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其次，设立了监军本部，形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直接隶属于天皇、并对天皇负责。1880年（明治十三年）之后，新政府不断增加军费预算，扩张军力，并从西方购买先进武器和军舰。1883年（明治十六年），又设立了陆军大学校。1874年1月（明治七年）设立内务省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警察，将原司法省的警保寮并入内务省，内务卿大久保成为全国警察的总头目。同时，还设立了东京警视厅，任命川路利良为大警视，掌管东京的警察权。从这时起，逻卒改称警察。
司法改革
在国家体制的改革方面，留守政府内部出现了制定宪法和设立下议院的呼声。1872年5月（明治五年），左院议官兼仪制科科长宫岛诚一郎向左院议长提出“立国宪议”，主张政府应“依国宪行政务”。1872年5月31日（明治五年），左院以议长、副议长的名义向正院提出《开设下议院的建议》，主张“从速建立下议院，集全国之议员代人民议事，以行上下同治之政”，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法制改革方面，1872年5月（明治五年）出任司法卿的江藤新平，在法国学者布斯凯的帮助下，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法暂行规则》草案。同时积极主张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并创办法学校培养法律人才。1875年4月（明治八年），天皇颁发逐渐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后，便授命元老院起草宪法。1880年12月（明治十三年），元老院整理出《国宪草案》，呈给天皇。1889年2月11日（明治二十二年），明治政府在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臣的参加下，采取由天皇“御赐”的形式，举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典礼。
宗教改革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扶持伊势神道进行了一系列教义和仪式上的改变，将其成为君临于日本一切宗教之上的 “国家神道”。“国家神道”即日本政府1868年（明治元年）颁布的《神佛分离令》、1870 年（明治三年）颁布的《大教宣布之诏》等法令及宗教政策，逐步建立起来的 “祭政一致” ( 政教合一) 的国家体系。1869年（明治二年），中央政府仿照日本古代的大宝律令制，设立神祇官，置于总揽政务的“太政官”之上，实行“政教一致”的原则，借助神权来提高天皇的权威。同年，又“感明治天皇之御思而建东京招魂社伊始，经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 神社，靖国神社之名一直延续至今”，靖国神社的主祭神特定为“英灵之忠魂”，诱导民众向以天皇为政治象征的自身效忠。
地税改革
1870年7月（明治三年）集议院判官神田孝平提出田租改革。同年8月1日，民部省主张统一全国的土地税，提出实行税法改革的建议。8月20日，大藏省发布水田用实物（米）交税，旱田一律用货币交税的通告，宣布废止不许农民弃农转业的规定，允许农民有职业的自由。10月21日，太政官公布《土地开垦规则》，奖励开垦新田。次年6月25日，太政官发布全国水旱田一律允许用货币交税的布告。9月23日，撤销米麦禁止输出的禁令，准许米麦出口。10月20日，大藏省宣布允许农民自由种植作物，正式废止了旧幕府压制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1872年1月（明治五年），大藏省发布关于在东京府境内颁发土地执照及交纳租税规则的通告。3月23日，太政官明令解除永世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士地。在法律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和封建的土地限制法，开始确定了土地私有权。8月7日，大藏省通告在全国丈量土地和颁发土地执照，宣布给一切私有土地发给执照，确认其所有权，至于“无主地”，则一律收归国有。1873年7月28日（明治六年）正式向全国发布了地税改革法令，公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宣布全国正式开始实行地税改革。明治政府于1875年3月24日（明治八年）正式把大藏省租税机关改革局改为地税改革事务局，专管全国地税改革工作。1881年6月30日（明治十四年），地税改革事务局的撤销，则标志地税改革的基本完成。改革后全国的税率平衡统一，改变了旧贡纳制度下负担轻重不同的状况，实现了全国地税负担的“公平统一”，“赋无厚薄之弊、民无劳逸之偏”，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殖产兴业
“殖产兴业”，是日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政策的重要支柱，即实行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政策。1874年5、6月间，大久保利通正式向政府提出《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明确提出了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日本近代工业的方针。明治政府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通过出国考察进一步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意义，通过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籍专家，以及从国外订购机器设备等方式，大量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殖产兴业”政策，成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方针。在新政府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下，大藏省主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的筹措和调配；工部省继续主管铁路、矿山和机械制造工业；内务省在殖产兴业方面经营的三大事业部门是劝农、畜牧和农产加工。明治政府始采取大量发行纸币、提高税率和增收新税、发行公债筹集殖产兴业资金。明治政府建立起至1885年（明治18年）止，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投入总额约为2亿1千万日元，平均约占正常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主要用于行政费用、官营事业费用和扶植私人资本的费用。
明治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殖产兴业政策，棉织业、丝织业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仿制西方的国产织机在丝、棉织业地区已被普遍应用，建立起许多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铁路建设方面，日本的技师和工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便掌握了设计和施工技术，不再依赖西方。航运方面，政府得到三菱公司大力支持，于1875年10月（明治八年）收购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次年又排挤掉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1871年3月（明治四年），日本开始制定近代的邮政规则，首先在东京、京都到大阪间正式通邮，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从1870年1月（明治三年），东京与横滨间的线路架通开始通报起，到1885年前后，全国电报干线基本建成。
金融发展
日本经济近代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后到二战爆发前，日本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管理通货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在货币制度方面，明治政府于1868年（明治元年）在东京和大阪等地设立了八家兑换行，它既有商业银行的性质，又被赋予发行银行券的特权。1872年（明治五年），政府颁布了《国立银行条例》，设立了国立银行。第二年又制定了《可兑换金币公债发行条例》。幕府时期，武士阶层享有的家禄经济特权给明治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1873年（明治六年），明治政府用募得240万英镑的公债加上政府本身的财政准备金、秩禄偿还金等资金，赎买武士阶层等贵族手中的家禄特权。政府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以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史称“秩禄处分”。1876年（明治九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这一规定，大大缓解了日本银行业发展初期资本金缺乏的困境，使得日本银行在短短两年内，从7家迅速增加到150多家。殖产兴业政策下，日本建立了公司制度，1878年（明治十一年）根据股票交易所条例设立了东京、大阪股票交易所，从事国债和股票的交易。1882年6月（明治十五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日本银行条例》，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宣布成立，并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开始发行可兑换银币的银行券。随后颁布《货币法》和《银行券条例修改法》，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起，日本的货币被统一为日本银行发行的银行券。
文明开化
教育改革
岩仓使节团的领导明治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1868年4月（明治元年），恢复了公卿学习机构“学习院”，10月30日，分别建立“皇学所”和“汉学所”，提倡“汉土西洋共为皇学之羽翼”，玉松操、平田铁胤、矢野玄道为其中心人物。1871年（明治四年）增设文部省，掌管教育行政，大木乔任任文部卿，江藤新平任文部大辅。同年11月，派遣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为岩仓使团理事官，专门考察欧美各国教育制度，12月，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着手草拟《学制》，任用大批了解西方国家教育的学者，担任学制调查委员。1872年9月（明治五年），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和《有关奖励学业的告谕》。《学制》是在《关于奖励学业告谕》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近代学校体制的法令，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设计的，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统一的学校体制。由于政府有关人员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而过于强调集中和划一，忽略了国家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现状，从而招致政府内外对《学制》的反对。因此，政府被迫在1879年（明治十二年）废止《学制》，颁发《教育令》。1880年2月（明治十三年），河野敏镰任文部卿，着手修改《教育令》。同年12月颁布《修正教育令》，取代《教育令》。《修正教育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了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强调国民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年限从十六个月改为三年，不入学者须经郡长批准；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即忠君爱国教育。
明治政府在1884年（明治十七年）设立制度调查局，着手起草宪法和改革各项制度，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于次年正式任第一届内阁的文部大臣。随后文部省发布一系列《学校令》，整顿学校体制。1886年（明治十九年）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发布《实业学校令》，同时废除了过去的教育令。学校令基本上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学校体制奠定了基础。
社会改革
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政府以太政官布告的形式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编成了全国性户籍，以当年干支取名，史称“壬申户籍”，也称“明治四年式户籍”。同年，政府部门出台了《贱民废止令》，取消贱民制，废除“秽多”和“非人”称号，将封建时期严苛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废除，改为皇族、华族、世族、平民，承认并允许其职业、婚姻与居住自由。同年，政府部门允许僧侣食肉和结婚。1871年8月9日（明治四年），发布《散发脱刀令》，宣布人们有“断发”“脱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脱掉腰间的刀。同月，发布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的文告。1872年（明治五年），《娼妓解放令》颁布，娼妓、艺伎与长工皆在解放范围内，还允许娼艺自愿营业，条件是从业者要接受体检并缴纳赋税。同时，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过程中，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关注。七十至八十年代，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一些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同年11月发布采用阳历布告，即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废除天宝历。12月，太政官布告第373号，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京滨铁路（东京一横滨）1872年（明治五年）通车，阪神铁路（大阪一神户）1874年（明治七年）通车。与此同时，在东京出现人力车、马车，和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
外交政策
从19世纪70到90年代，明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套双轨外交，一方面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是极力向邻国扩张，成为殖民帝国。
修改不平等条约
1871年岩仓使团出使美欧，与各缔约国进行预备谈判，以阐明日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望，并探索修约的具体途径。1875年11月10日，向太政官提出先收回税权的报告，并训令驻英、美、法、俄、德使节，就收回税权问题与驻在国政府开始谈判，未果。1877年10月，寺岛再次指令驻外使节，立即开始进行收回税权谈判。日本政府收回税权的提议，很快得到俄、美、意政府的赞同，并于1878年7月25日，签订了《修订日美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简称吉田、埃瓦茨条约），之后在具体交涉中因分歧导致谈判失败。1889年12月，根据明治宪法成立第一届内阁，山县有朋任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正式成立。明治宪法的颁布和国会的召开，是倒幕维新以来立国过程的终点，标志着明治维新的结束。同年3月，山县向内阁提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作为施政纲领。接着，青木外相按照山县的论点，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作为外交方针。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本收回了法权和部分税权，基本去掉了不平等条约。
侵略邻国
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政府派道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到中国进行邦交、通商正式谈判，大体按照中国方面的原意，制成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名为《中日修好条规》，同年9月13日正式签约。次年，日本政府无视琉球主权和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单方面把琉球划为日本的一个藩。1874年4月（明治七年），日本出兵台湾。同年10月31日，日中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1879年（明治十二年），日本把琉球藩划为冲绳县，自此，琉球被日本吞并。1875年6月25日（明治八年），日本政府派遣云扬、春日、第二丁卯号三艘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港寻衅。同年12月，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和井上馨为特命全权正副办理大臣，以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为名，出兵朝鲜。次年2月26日，日本和朝鲜江华府签订了所谓《日朝修好条规》(亦称江华条约)。自1875年至1885年期间，日本政府同朝鲜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带有侵略性的条约（江华条约、釜山租借契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天津条约等），攫取了朝鲜的重要港口以及领事裁判权、无税贸易权、驻兵权、出兵权等特权，把朝鲜变成日本的半殖民地。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攻击中国北洋舰队，入侵中国。
历史影响
积极成果
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使日本较为顺利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和民族革命的任务，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件。
消极层面
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由于革命不彻底的结果，使近代的日本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大量的封建残余并存。这两种剥削制度的特殊结合，使日本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处于天皇制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在经济上则遭受到“高佃租和低工资”的残酷剥削。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日本虽然较顺利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但却迅速地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成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不仅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相关研究
日本
官方史观
由于明治维新发生在日本，研究明治维新最早和成果较多多的是日本史学界。1869年（明治二年）明治维新政府初建是成立有官方机构，着手编写明治维新史，其目的是说明这事件是“王政复古”，阐述日本明治维新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进行的，以“君臣名分论”为根据，宣扬德川幕府被推翻后又恢复到古代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天皇制），证明讨幕派推翻幕府而建立天皇政权的合法性。官方修史机构陆续刊行了《明治史要》（1876年），《大政纪要》（1883年）、《复古记》（1889年）和以后出版的六卷本《维新史》（1939-1941年）及其缩写本《概观维新史》（1940年）等著作，都贯穿了《王政复古论》的皇国史观。其中的《维新史》和《概观维新史》为日本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局编写，对明治维新的演过程描述细致，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幕府史观
“幕府史观”有以在幕府立场上的史学家编写的《幕府衰亡论》(1892年)，《三十年史》（1892年）和《德川庆喜公传》等，为幕府和德川庆喜辩护。如《德川庆喜公传》中说：庆喜本无战意，卧病床上，怕负上“贼名”等等。
藩阀史观
“藩阀史观”有以西南强藩讨幕派势力为中心，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写的维新史著作，如《西乡隆盛传》（1894年）和《大久保利通传》（1910年）等书。
维新革命史观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日本相继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和“大正民本主义”运动，从而出现了视明治维新为革命的观点。代表人物有资产阶级启豪思想家福泽谕吉、自由民权派理论家中江兆民和史学家竹越与三郎，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的远因是推翻专制制度，是一场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宪政史观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和法律学家尾佐竹猛等人曾高度评价明治维新的作用，认为是从封建制国家向立宪制国家转变的开端，批判了“王政复古论”。尾佐竹猛著有《帝国议会史前记》（1922年）、《日本宪政史大锅》（1938年）和《明治维新》（1943年）等，都贯穿了上述的观点。尾佐竹猛还曾组织过“明治文化研究会”，并编辑出版了2卷本的《明治文化全集》。
历史唯物主义学派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为明治维新的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派。1921年（大正十年），日本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娜利在日本《解放》杂志一月号中发表了《明治维新研究中的新问题》一文，是日本最初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明治维新史的论著。
讲座派和劳农派
1927年和1932年共产国际协助日本共产党制定的“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对明治维新史和日本资本主义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一场大的论成，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于是，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别，即“讲座派”和“劳农派”。日共派（即后来的“讲座派”）以“二七年纲领”为理论根据，强调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客观存在，认为日本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手中，它是以农村半封建的地主统治为基础的，因而主张日本革命分两阶段走，即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山川均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日本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农村的地主制基本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不再是半封建的性质，从而主张日本现阶段的革命，是“伴随着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持这种观点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们在1927年12月（昭和二年）创办了《劳农》杂志进行广泛讨论，从而被称为“劳农派”。
中国
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1877年（明治十年），中国在日本设立公使馆，黄遵宪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出使日本，任参赞职。他从1879年（明治十二年）开始，历经数年完成四十卷五十万字的《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不仅是中国近代研究日本的代表作，也是推动中国维新变法的一部启蒙读物。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以及他的女儿康同藏写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考》等书，都受《日本国志》的影响或大段引用其中的叙述和资料。从1931年到1942年，中国学者撰写的明治维新专著有：李宗武的《明治维新》（1931年）、李建芳的《日本维新运动》（1937年）、开明书店编的《日本维新百杰传》（1940年）、郑学稼的《日本明治维新史纲（上篇）》《日本明治维新前史》（1940年）、张水淇的（1941年）、何兹全的《日本维新史》（1942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学界对明治维新性质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有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研究其不彻底的原因。从1978年到1985年，研究明治维新的论文有数十篇，并出版涉及明治维新的日本近代史专著。1980年到1984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召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明治维新性质专题即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约有4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明治维新性质的专题学术讨论，其中多数学者主张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有主张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改革和绝对王权之说。
其他国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研究明治维新的成果。其中的代表作有：库西宁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1932年）、斯维德洛夫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起源》（1934年）等。其中，库西宁的观点对苏联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也重视研究明治维新史。加拿大的学者、明治维新史研究家诺曼先后发表过《日本近代国家的出现》（中本名为《日本维新史》）、《日本的士兵和农民》（1943年）以及《安藤昌益和日本封建主义的解剖》（1949年）等著作。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英国研究明治维新的学者是伦敦大学教授比斯里发表《明治复兴》，认为明治维新是“民族主义革命”。
评价
日本国内
日本学者小山弘健曾写道：由于明治维新，“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短期间内，日本从封建的闭关自守和半从属状态，突然在令人眼花撩乱的国际竞争场里升到了最前列，这段历史甚至被称为‘世界史上的奇迹。”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作“东方的慧星”，说它“象慧星那样跃登历史舞台”，“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象慧星那样消失了。
其他国家
列宁曾评价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英国史学家威尔斯也评论认为：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世界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明治维新，日本“以惊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们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提高到欧洲列强的水平。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日本当年那样阔步前进”，“她完全摈弃了那种认为亚洲几乎是无可挽回、永无指望地落在欧洲之后的说法，而使欧洲的一切进步，对比之下，显得相形见拙踌躇不前。””
相关作品
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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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维新史》 | 伊成文 / 马家骏 / 朱守仁 / 汪淼 / 汤重南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87年 |
| 《明治維新》 | 遠山 茂樹 | 岩波書店 | 2000年 |
| 《日本明治维新：维新之岚》 | 樱雪丸 | 凤凰出版社 | 2010年 |
| 《明治維新》 | 田中彰 | 玉山社 | 2012年 |
| 《明治维新逸史》 | （日）胜部真长 | 吉林出版集团 | 2014年 |
| 《明治维新的国度》 | 宗泽亚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4年 |
| 《明治维新《 | （英）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7年 |
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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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如飞翔 》 | （日）电视剧 | 平山武之 / 望月良雄 / 木田幸紀 / 小松隆一 / 菅康弘 | 1990年 |
| 《浪客剑心：给维新志士的镇魂歌》 | （日）动画电影 | 辻初樹 | 1997年 |
| 《西乡殿》 | （日）电视剧 | 野田雄介 / 梶原登城 | 2018年 |
| 《盛世暗影 - 明治维新冷观察》 | 纪录片 | 凤凰卫视 | 2019年 |
